

(一)在金华的短短逗留
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了大约6周的时间,1938年春由于受战事的威胁,学校不得不决定经浙赣铁路南迁江西赣州。当我们途经南昌时,当时在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母校工学院毕业校友多人,曾向校领导提出倡议,为了安全和减少损失,他们愿为母校提供足够的船舶,力争一劳永逸地将全校师生员工和校产由南昌直运四川,并从此立足于当时的“陪都”重庆。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据说是因为校长翁之龙私心作怪,即唯恐到达重庆后他的校长宝座难保,而可能被原来的同济大学校长、当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所取代,所以拒绝了校友的好意而坚持南迁赣州。在此情况下,当时在母校工学院读书的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就是被冯将军派人专程来南昌接走的,看来他也不赞同这样的决定。
(二)南迁江西赣州
从南昌南去赣州有一条南北流向的赣江,学校便用木船分组分批将师生员工和校产溯江而上,陆续运往赣州,赣江的江水清彻见底,但因系逆流而上,船行缓慢,我们常跳下江中用力推船前行,终抵赣州。那时,我们医学院的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设在赣州以北的吉安,学校的其他各院系则集中赣州。这时,我们还有许多位德国教授随同迁来赣州,其中包括一直陪同我们到全国解放后的生理学教授史图博(Prof Stübel)。
赣州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根据地之一,民风朴实,那时的江西全省无一所大学,对于名校同济的到来欢欣鼓舞。但由于条件贫乏,学校只好将当地原有的一些祠堂、衙门、庙宇等略加修缮,供各个单位勉强使用。记得那时我们的学生宿舍就是被安排在一所古庙里,将大殿里的菩萨请出,再用木料搭满双层通铺,入夜,大家或比肩或抵足而眠,倒也别有一番风味。那时的上课则安排在另外的衙门或祠堂里,每天早晚大家一路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步行往返;课余就上街演唱抗日救亡活报剧,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国。那时,同学们大多已与家庭失去联系,经济来源断绝,学校就给我们发放“抗战贷金”每人每月7元,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
但是,好景不长。在赣州只逗留了8 个多月,也就是到了1938年的秋天,却由于某些师生的行为不检,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厌恶和蔑视,甚至在城外路面上写下要驱逐同济出境的标语。面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地下党员、学生会主席陶亨咸(中科院院士,已故)带头向校领导请愿迁校,在同学们的拥护和积极支持下,终于得以实现。这次迁校的目的地定为广西贺县的八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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