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由于汽油极度短缺，长途汽车无法运行，目睹这种困境，母校工学院一位校友和和青年教师发明了这种“木炭汽车”，就是在卡车驾驶室门外的踏板上安装了一个圆筒形的炭炉，用燃烧木炭来产生“煤气”的办法，为卡车提供燃料。这一发明，为当年克服交通困难作出了史无前例的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位校友却在一次亲自试车中，不幸翻落山谷，壮烈牺牲。我们1946年春就是乘坐这种“木炭汽车”，由宜宾北上成都，再登秦岭，出剑门关，经陕西宝鸡转河南洛阳，再经陇海铁路东至徐州，转乘当年的津浦铁路至南京，再转乘京沪铁路返抵上海。
到达上海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的宝隆医院已被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美合作所”侵占，并被改名为“中美医院”。而在我专程前往我们原在吴淞镇北的校园探望时，才发现我们美丽的校园已经是片瓦无存，变成了大片稻田。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校园当年曾成为“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使我们的校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变成了一片废墟，后来被当地农民改种成稻田，只剩下原来大礼堂的地坪，由于是深厚的混凝土浇筑，而得以免遭破坏，成了唯一的历史见证，目睹此情此景，真令人不胜唏嘘，感慨系之！
在这种医院被占，校园被毁的情况下，我们回到上海后变成了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幸赖时在上海的几位医学院老校友、老名医的积极奔走呼吁，并通过蒋夫人宋美龄的帮助，最后，据说是经蒋介石的“手谕”，才得以将我们的医院收回，但条件有二，一是不得更改“中美医院”的院名，二是要在医院的庭院中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目戴笠建立一座铜像，以“纪念”不久前在南京机毁人亡的戴笠。鉴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收回宝隆医院的决心，学校不得不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而才得以及时收回了我们的医院，并只得保留了“中美医院”的院名，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才改为“同济医院”。但戴笠铜像的事，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拖的办法，最后不了了之。否则这岂不成了同济的奇耻大辱。
医院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医学院的院址和教学用房依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几经努力，才获得善钟路100弄10号汉奸汪精卫得力助手周佛海的住宅，作为医学院前期（基础部）的用房。但学生宿舍则只得在市内另行租房暂用。这就是当时艰难而的尴尬局面。直到1950年初，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方针指导下，中央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加上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坚持申请和再三联系，经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动员，医学院乃于1951年底开始西迁武汉。这是后话，将另文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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