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而言，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韬光养晦”战略实际已经与时代背景有了剧烈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凭单方面的意愿制订战略，更不能推动战略的落实。显然，战略上的调整，势在必行。
在战略调整的基础上，中国在政策体系上应该因应全球政经新框架加以改变。在外交、对外贸易、市场开放、对外投资、金融改革、文化建设、意识形态、新闻自由、民主、人权、政府改革等多个领域，都要着眼于新的全球化背景来制订和出台相应的政策。
此外，中国还要在组织体系，尤其是在利益团体层面上，培养出一支亲中国的、有强大影响力的非政府精英政治力量（NGO）。未来这支力量将在应对类似奥运圣火传递之类的国际事件中，扮演非常关键的政策角色。
与西方的斗争应该限制在“精英政治”层面
“藏独”和西方国家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事件，已经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绪。以反对西方偏见、反对“藏独”、反对抵制奥运为主旨，国内的普通群众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举行了大量自发的抗议活动。
但在这场中西方冲突之中，迄今为止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这是一场中国政治精英与西方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西方，对中国的“示威”并未演化为民族主义推动的大众政治，而是有代表人物在发挥作用；第二，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基本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尚未到达经济层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认为，西方精英政治高度排挤共产主义，这是很明显的。西方媒体从来都是精英政治手中的工具，因此它采取了羞辱的手段，通过对事实的视而不见来羞辱中国。他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告诉中国：必须做出政治环境的改变。在事件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这次的反华浪潮只是由少数人策动和参与的活动，只不过这少数人却具有极大的标志性的影响力。
遗憾的是，应对西方政治精英的这种冲击，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国际上基本上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他们已在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被彻底封闭。中国政府能够运用的政治工具，只有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利用群众的力量来与之对抗。但是，民族主义与西方精英政治不同，它具有两面性，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从民族主义走向民粹主义，会从意识形态走向街头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像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除了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一极，大众参与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一极之外，中国缺少一个具有真正国际地位的精英政治、精英文化阶层。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次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只有如成龙、陈冲这样极少数的华人文化精英，站出来批评西方的偏见，而以往中国国内风生水起、大得其利的所谓“文化界大腕”们，却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一场空前规模的文化时代考验面前，他们集体失语了。
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精英政治力量方面存在双重的不对等——中外精英政治阶层力量的不对等，中国国内精英政治阶层与普通大众力量的不对等，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缺乏平衡和引导，因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可能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现在已经有了向街头政治演变的迹象。在合肥、青岛、武汉、北京等多个城市，以抵制法资企业家乐福为代表，为数不少的普通群众正在把民族主义之火，烧向经济层面。一旦这种局面失控，产生的负作用将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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