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崛起的中国如何与西方对话

    一个国家的力量应该如何体现？在非战争状态下，国家力量应该通过多极的影响力来实现。现在流行的“软实力”概念，就是由多极的影响力来体现的国家实力。这一点是中国尤其欠缺的，是需要决策层极为严肃地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奥运圣火传递的情况看，中国花了大钱培养的那些专家完全失语，无法发挥作用。流行文化中的文化明星们，由于素质实在太差，除了成龙和陈冲鲜有的表态之外，其他人无论名气大小，基本都不知道此事与自己的关系，也不具备参与的文化素质。事实表明，中国没有美国著名演员李察·基尔这样参与政治的文艺界人士，也缺乏像苹果电脑总裁乔布斯这样的企业界人物。

    因此，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在世界上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这个政治群体的培养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从战略上来统筹，进行长期的投入和培养。具体而言，这样的一支队伍，必须是从过去活跃于西方媒体中的人士来选择、培养和造就，中国也必须在国际上有能够与达赖相抗衡的、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对国内独立社会团体的发展给予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过去一些研究者讨论过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实际上是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一类由社会自发组织和发展的社会团体，它会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扮演第三种协调机制，缓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如果反映在政治上，“第三种力量”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多极影响力，避免只有政府一个声音。这种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培养能在国际上为中国说话的政治群体。

    中西方冲突的实质是一场典型的信息战

    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单薄，缺乏影响力，与国内在宣传上的传统做法有关。长期以来，“大事化小”、“捂盖子”是基本操作习惯，这是操作了几十年的老招数。这种做法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限制信息的传播和扩散，而减小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然而，这种思路已经完全不适合当前的信息社会了。对于专业的西方情报界来说，这种做法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西方媒体和精英政治阶层对中国的攻击，从其基本特征来看，是一场标准的信息战！

    如果国内有人还不相信，那么请仔细看看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1999年南联盟战争前后，当时的西方媒体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新闻报道形成了齐刷刷一边倒的局面：科索沃恐怖分子、杀人犯和侵略者成了自由斗士，而塞族人成了杀戮者。这种不对称信息传播，为西方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武器和政治支持。在铲除萨达姆的过程中，媒体也扮演了这种工具，而现在已经证实，当初军事攻击的借口——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捏造。但就是这种捏造，西方国家的“善良人们”，却人人相信，个个义愤填膺。

    现在，如果我们再不明白信息战的可怕，未免太迟钝了。信息战是存在的，而且已被证明非常有效。过去信息战，针对的是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南斯拉夫人，现在中国人也尝到了信息战的滋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你明明有“道理”，但就是没有人承认你的“道理”，是非可以颠倒，舆论可以操纵，魔鬼与天使可以轮换角色，这就是信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