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崛起的中国如何与西方对话

    西方很多媒体的确对中国的理解远不到位。他们为什么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

    蒋兆勇：要仔细研究西方各国的文化心态，他们为什么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德国的主要是环保主义者与西藏的链接，绿党环保思潮与崇拜神山、神树可以相互沟通；法国的则是人权、自由主义者们的动作比较大，法兰西又是个感性的民族，心血来潮，巴黎市政府临时挂出支持西藏的标语，法国政客号召议员都上街抗议火炬；日本则有人把西藏问题错误地看作汉人殖民藏人的过程。还可以留意一下，日本是“新安保条约”签后才开奥运会，北京也是WTO签了之后开奥运。美国对北京奥运的想法是，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美国懂得与中国搞面子外交。德法可能还得学。

    中国的不包含福利和环境成本在内的廉价产品，冲击了别国的福利社会结构。并不只是怕中国崛起那么简单，这是汹涌反华浪潮的另一社会因素。

    但西方很多媒体的确对中国的理解远不到位。德国电视二台记者来采访我，我告诉他们，很多情况下，中国人是将国家、政府、党和人民合在一起考虑问题的，圣火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期待，是中华民族实现某种理想的一个象征。抗议圣火，你们以为是在羞辱中国政府，但中国人觉得是在羞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我跟他们说，奥运会是中国政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表示我们愿意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接，你们非要羞辱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这激起中国人的悲情情结和历史记忆，最终结果可能会走到另一个方向，带来很坏的影响，损害两国的共同利益。

    准确认识“拉萨事件”的全过程

    客观、准确地认识骚乱的全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西藏社会稳定。

    单光鼐：从现有的材料看，3月拉萨事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其一是，“3·10”事件的发生，有强烈的藏独背景，是境外藏独势力策划、煽动的政治事件。藏独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确实存在着结构性的境内外策应、串连的动员体系。具体表现为，境外部分，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很高，且有明显的西方敌对势力的背景；而境内部分，组织化、专业化程度相对要差。

    其二，凡事一旦公开闹起来，无论中西皆自有一套聚集、动员群众的机制。“3·10”事情没控制住而闹起来后，自然而然地就将众多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满、对外地生意人不满的人聚集起来，且裹挟进去，经过三天的发酵，最终演化为“3·14”骚乱。这可以称为“万州事件的拉萨版”，它典型地带有心怀社会怨恨的乌合之众闹事的特点，乱打、乱砸一气的骚乱主要针对的是外地生意人，打、砸、抢、烧的也大多数是外地人的商店。参与者中，除了少数的带有藏独背景的组织策划者外，大多数人是被胁迫者、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和裹挟者,他们的行为表露出鲜明的社会经济怨恨。客观、准确地认识“3·10”至“3·14”骚乱的全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西藏社会稳定。

    在寺庙有限的空间聚集了众多僧侣，这有如在校园里聚集了众多学生一样。由于人生经历背景相同或相似，面临处境相同，布鲁默所言的“循环反应”并不仅仅是发生在集体行为发生的现场，而是早就发生在寺庙内僧侣们面对面互动的日常生活环境，布鲁默所说的磨挤 (milling)、集体激动(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传染 (social contagion)就在僧侣们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进行着，寺庙内的僧侣同质性很强，容易形成集体认同，某种共同的情感，某种共同的怨恨每天都在发生、发酵，并交流、传染着，只等待着偶然的因素而情绪化地爆发。

    西藏信息传递较慢，寺庙内僧侣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主要是既存的人际网络。它们依附在僧侣日常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多重中心，呈网状分布，依凭僧侣拥有的自有资源和私人领域的自由空间，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点、线、面的动员。这种事先存在的动员网络具有天然的优势：不易发觉，动员成本低，防不胜防。

    我们从“3·14”骚乱事件中感受到了如今集体行动中人际网络显现的便捷、迅速、安全和低成本；当然，我们也见到了从这个人际网络中释放出的惊人的爆发力和冲击力。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今的集体行动中，微观动员仍是主要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