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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漂族的喜与忧

来源:记者团 点击次数:970次 发布时间:2013-11-02 23:47:26 编辑:朱港腾

■记者团 张心怡 见习记者 邓妍方

  有那么一群老人,他们第一次离开了生活了数十年的村庄,住进了车水马龙的城市。他们步履蹒跚地接送孙子女上学,做好饭菜等待着儿女回家。看似想着天伦之乐,内心却充满了孤独和烦恼。这些为照顾第三代而远离家乡、来到陌生大城市的父母,被称为“老漂族”。

  在刚结束的第十三届全国挑战杯大赛中,我校公管学院学生团队的作品《物质性融入与社会性漂泊:老漂族城镇化困境——基于湖北省武汉市的调查与思考》荣获一等奖。在历时20个月的调研时间里,队员们拜访了武汉三镇的6个市辖区,75个社区,共1000多名“老漂族”。五万多字的实践报告里,折射着老漂族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引发了队员们对这一群体最深刻的思考,“对于老漂族,我们能够给予的温暖有多少?”

在物质保障之外  疾呼的是精神疗伤

  第一次接触“老漂族”这个概念纯熟偶然。2012年初,公管学院的吴淼副教授在飞机上翻阅《广州日报》时,“老漂族”一词闯入视线。“当时吴老师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正符合老漂族这一群体的一些特征,到城市后没什么朋友、不适应城市生活,他便将这个问题和我们进行了交流。”队长钱盛民说。了解到当时武汉地区老漂族这一群体也正存在逐渐扩大的现状,团队最终将“老漂族”作为社会实践的调查对象。

  队员们先在华中科技大学附近的社区进行试调查,根据试调查的结果做出正式的调查问卷,然后扩大至武汉市,最终收回有效问卷956份。在采访和调研的过程中,队员们深入这一群被唤为“老漂族”的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受着他们的酸甜苦辣。

  在华中大社区的调查中,队友们从王奶奶的口中了解到,她现在时常想念家乡陪她一起玩一起跳舞的姐妹们,进城之后,除了儿子一家,闲暇时没有人陪她。

  在广埠屯一个社区,队员们碰到了在路边端着碗吃面的徐伯伯,采访时气愤的说自己“非常不幸福”,甚至流出了泪水。他说,儿子在武汉生活很辛苦,于是将老人从农村接到城市里面来带孙子。老人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而媳妇是南方人,因此老人每次做饭都要分开做两份,自己的那份饭菜很少放肉,吃的面都是清汤寡水,吃饭时也是一个人在外面端着饭碗吃,生活很不如意。“自己吃什么无所谓,但心理上却感觉自己不像是这个家的一员。”徐伯伯说。

  在武汉市马鞍山森林公园对面的一家苕粉店铺内,队员曾祥坤与和自己同样是阳新人的李婆婆聊了两个多小时。从聊天中,曾祥坤得知,李婆婆常常会吃家乡菜“苕粉肉”,与老乡和朋友的朋友打电话常常“舍不得放下听筒”,以此来维系自己和老家的情感。而与现在的邻居见面,却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

  通过总结,队员们在报告中提出了“社会性断裂”这一新概念。随着老人的入城,他们脱离了原来的社交网络,在城市又不能建立起新的人际关系;在家庭地位以及代际关怀上都逐渐走向边缘。与过去和乡土之间的“根脉断裂”,造成老人们不适应城市,生活变得充满烦恼、内心孤独、人际关系脆弱,但又只能将忧伤埋在心底。

  “我们意识到,这群习惯了简朴生活的老漂族,其实并没有对物质有多大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各种不适应性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无助和孤独。”实践队将最终实践报告的主题定为《物质性融入与社会性漂泊:老漂族城镇化困境——基于湖北省武汉市的调查与思考》,将所有的老漂族生活状态归纳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关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治愈老人的精神创伤。”钱盛民说。


重阳送温暖  关怀绝不能凭一己之力

  队员们也碰到过“幸福指数”较高的老人。陈爷爷已经60多岁了,但他在家里的消遣方式竟是“玩电脑游戏”。儿子会经常教他怎么玩,也陪他一起玩,老人也是玩得不亦乐乎。在中央花园社区,居委会开设了一个“老头乐”的班,将男性老同志聚集在一起,会举办唱诗班、下棋等一些活动。来自随州,已从企业退休的陈爷爷并不住在这个社区,但对“老头乐”举办的各种活动他总是赶来积极参与,找到了很多朋友。

  “这让我们认识到,小到亲人、朋友,大到社区、政府,都要共同努力去为老漂族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创造环境。”钱盛民说。

  去年的10月23日重阳节,在我校主校区老年活动中心前的空地上,队员们给老人们带来了一场“精神盛宴”。才艺展示、下棋、和老人聊天、共享午餐、打扫活动中心、在心愿墙上留下寄语,“很多老人都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看到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笑容,每个队员都特别感动。”队员徐施政说。

  在和老人们的聊天中,队员们感触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们需要有一个倾诉对象听他们说说心里话。”60岁的王奶奶来自荆州农村,拉着队员邵欣的手说了好久,还抱住她狠狠地亲了一口,连声说着“谢谢”。生活环境变化较大,不适应武汉的生活,价值观念的差异…种种原因,她急切地盼望回到老家,但出于对孙子的挂念,她又不得不一次次打消回家的念头。“奶奶和我聊得很开心,什么都聊,似乎已经很久没人听她拉家常了。” 邵欣说。

  经济条件不好、和子女的情感交流较少、社会保障不完善、朋友交际圈断裂…“过去我们只知道在对老漂族的关怀上确实存在问题,但如果不是和老人们深入交流,我们不能意识到问题竟有那么多。”钱盛民说。实践队认为,关怀老漂族绝不能是个人、某个组织或群体单方面的责任,而是要各有分工,“例如政府需要给老人提供公交卡免费、居民医保等政策,社区和志愿者组织需要组织各种活动来丰富老人的生活,而对老人的内心,更需要儿女无微不至的呵护。”

十几个版本 五份报告 只有挑战没有“杯”

  在整个实践活动中,钱盛民一直怀着满满的感动和感激。“所有的成果都是实践队的成员以及指导老师共同心血的结晶,一个人可以跑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跑得很远。”他说。

  实践队的27名成员全都来自公管学院创办的315读书会。随着调查的深入,队员们在报告中加入了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公共服务等定量分析因素,开始与理论接轨,并不断将采访问题具体化和深入化,使之更有针对性。

  十几个版本,从最初十万多字的报告,到最终的五万多字,离不开学院、老师和上一届学长学姐的大大小小的力量支持。学院在打印店开设专门账户,对课题组人物财进行全方位支持;在写第四、五份报告的时候,指导老师童文胜副书记在学院里面专门借了一间教室让组员们写报告,还亲自为队员请了一周假,让组员们专心修改报告;院长徐晓林多次亲自帮忙联系推荐人,写推荐信。

  “每天起床后就立刻奔赴教室改报告。先和指导老师商量好报告的整体框架,然后七个组员分工负责不同部分,写好之后给指导老师修改,不断锤炼文字。” 徐施政说。不管是修改报告,还是举办活动,指导老师吴淼副教授一有时间就和队员们共同战斗在“第一线”。“在对现象的分析和概括上,老师往往能比我们达到更高的高度,比如指点我们可将城镇化的大背景与报告主题相结合,用精炼的语言提出‘社会性断裂’等新名词。”钱盛民说。

  与之前四份报告相比,最终参加“挑战杯”的第五份报告删减了大量的专业性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故事的讲述,还原和呈现老漂族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和队员们的实践经历,并最终着眼于“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来促进“老漂族问题”的解决。他们提出了“志愿者微观扶持机制”的构想,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关爱这一群体的志愿者,“来激发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参与。”

  20个月的“长线作战”,校赛、省赛、国赛一路走来硕果满径,最终的桂冠也被收入囊中,队员们自然高兴,但队长钱盛民说:“比赛早已不是我们的目的,‘挑战杯’对我们来说,没有‘杯’,只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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